檢視我國「政府預算」的發展脈絡及特性,思考未來政策預算歷程的精進之道

導讀
本文將簡介我國政府預算制度的發展脈絡及政府預算之特性,思考現今政府架構下的問題與困境,提出可能的精進之道。早期臺灣政府預算深受美國影響,隨著政治與民主的革新,1990年代起臺灣政府在施政與立法審議的轉變,政府預算不再被視為財政平衡,而逐漸賦予政策資源配置與立法制衡的重要文本,而當2000年開隨著政府預算制度的改變與政黨多次輪替後,更突顯出對於政府預算與政策執行及成效評估的重要性,隨著組織改造之後,政府部門的調整,政策循環的逐步落實,再加上公民參與在政府施政的角色也日漸重要,政府預算的所扮演的角色及相關利害關係人亦隨之增加,更顯得政府預算在政策各階段的意義與重要性,本文提出落實預算資訊的透明及引入開放政府思維,以提升政府施政計畫之效能,以及改善政府組織內部的溝通成效。
文章圖片所有權: https://ppt.cc/f7bLvx ,Created by Megan_Rexazin
著作權聲明: CC0 Public Domain-可以做商業用途-不要求署名

一、政府預算的定義及意涵

政府預算制訂是一種決策過程(徐仁輝,2009),學者徐仁輝將其分為四個過程,分別是籌編、審議、執行、決算與審計,而當中最重要也最被人關注的是「預算編制」及「預算審議」。另一方面,審議政府預算雖屬立法部門之工作,但早年國會被視為行政機關之立法圖章的刻板印象,直到1990年代初期才有所轉變。時至今日,立法部門對政府預算之審議,體制中,是作為整個預算程序的合法與合理性的重要步驟(黃世鑫,1990)。這也是行政立法兩院,在預算審議過程的表現,時常成為公眾及輿論的焦點(李允傑,2007)。

「政府預算」在我國學者的定義就是政府規劃、落實公共政策的計畫文件(黃世鑫,1990;徐仁輝,1998;蘇彩足,1998;陳振源,2005)。而我國政府官員的定義則是強調「一定期間內,所訂財務收支計畫」(張信一,2003)。而國內學者徐仁輝也認為,預算本身能作為政府執行公共事務考核的依據,藉此改良政府的行政績效。此外,他指出預算在以下幾個面向,扮演的重要功用:(1)國內的資源配置(2)政府收支的管控(3)發展及穩定國內經濟(4)提升行政效率及建立課責性。而美國學者雅伯·海德( Albert Hyde )所言( Khan and Hildreths, 2002 ):「預算本身不單是承載政策結果的法案,而預算編制的紀錄也包含政治性的、經濟性的、會計的及行政性的觀點。而另一位美國政治學者,也是公共預算大師Aaron Wildavsky則直言( Wildavsky,2001 ),政府並非是從政府的預算中,對X和Y活動之間分配資源。而透過預算分配解決社會中需求的衝突。他認為整個政府預算分配過程的就是一種妥協折衝的政治過程,為滿足多方的期待(民選官員、政府官員、民意代表、民眾及各種利益團體),要進行任何預算調整就必定牽動政治的糾纏。Wildavsky認為只有政府的公共預算總額能漸進增長才將能從政治市場中獲得彼此妥協的結果。

政府預算的特殊性,在於它將抽象的政策優先性、計畫目標、政治利益協商及政府的財務平衡,以具體數字呈現出來。也就是說,沒有財務資源(政府預算)支持的政策,僅僅是社會中的一項社會議題,而無法形成具體的施政計畫(解決方案)。因此,各項社會議題的倡議團體,無不以獲得政府預算支持為其努力目標。社會議題的解決方案,當然也能透過資本市場的交易行為進行。當然政府預算也可以透過政府採購或投資等方式,一同進入市場體系落實政策解決方案。

圖1 公共預算的定義(Aaron Wildavsky)
資料來源:徐仁輝(2009);本研究重新繪製。

二、我國政府預算體制的特色與演進

若從程序來檢視政府預算體制,我國預算體制可由四個政府部門所構成,其中三個部門分屬於行政院體系中,財政部與主計總處分別承擔政府預算的歲入及歲出編列工作,中央銀行則依法代理國庫負責資金調度,而總預算案最後再由主計總處將歲入及歲出共同彚整而成。而審計權則歸屬於監察院的審計部管轄。在我國現行憲政架構下,行政與監察相互分立的情況下,更可以感覺主計體系的設計略高於行政院,根據韋伯韜(2006)的說法,在主計制度設計之初,便仿效美國制度,讓主計長位階是直接向當時國民政府的主席負責。並且刻意在舊有預算法條文上,稱中央主計機構而非「行政院主計處」,形成與行政院之間的位階模糊化(黃世鑫,1990)。此外,在大陸國民政府時期,主計機關為了避免財政機構的獨大,刻意形成歲入與歲出的權責分由兩個機關辦理。在審計部份,因採五權分立,我國制訂有除預算法,也另訂決算法(林源慶,1996),且決算分屬於審計部(與大多數國家將決算納入預算法的作法不同)。

在國民政府來台之後,主計系統是政府體系中最早恢復運作的機關之一,不但迅速編列1950年的中央政府總預算 1 ,以維護既有之行政運作之功效。主計系統更儘速整理臺灣內部,戰後日本政府留下的各項統計數據,並延續展開在台的各項政府統計數據的調查工作。主計處來台之後,從其機關刊物「主計月刊」(見圖2),刊載的內容分析。主計處很早(1963)就刊載介紹各項預算制度學說,並且多援引美國聯邦政府的改革作為國內學習案例(李超英,1963;李增榮,1966;李增榮,1969;汪承運,1970)。

圖2 來台後,政府主計體系很早發展出業務的專業性
資料來源:中央研究院經濟所(2019)。

因此,我國的主計制度也亦步亦趨的學習美國預算制度的各項改革嘗試(見表1)。如計畫預算、績效預算、零基預算,以及強調「政府再造」的新績效預算。另一方面,戰後美國的援助對當時的國內財政穩定影響極大。在1951至1965年間,美國提供約十五億美元援助,以貸款及贈款形式提供政府(魏瑞琦,2013)。每年一億美元的援助,不但為對臺灣經濟建設,提供主要的資金來源,也深刻影響國內財經政策的制定與發展。國內直到1969年才開始有能力預估國內總供需數據,並以此數據協助編列政府預算(黃子貞,1999),這也表示我國政府能明確推估國家收支,且能掌握政策循環的評估。

美援除提供有形的物資援助外,亦提供美式行政人才培訓的援助,不單效法美國會計制度,且配合美援對會計制度的要求,使得臺灣財經環境能與美方接軌。戰後的援助經費受到美國定期考核與監督,使我國政府對財務報表的編制與審核更加嚴謹,使得主計體系在政府預算編列與管制上的主導角色地位更為明確。

表1 美國預算制度的演進及對我國預算制度之影響

制度名稱
緣起
特色
對我國的影響
傳統行政預算制度
自美國於1921年訂定「預算及會計法」,授權行政首長具有編列預算之權力。
預算分類為基金或機關別。重視其中細節、項目和支出目的
我方於1932年首訂預算法之後,開始採西式預算制度辦理。
計畫與績效預算制度
自1930年羅斯福新政以來,白宮預算管理局,為配合其職能擴大,大力推動各界重視成本概念。
預算按照每項活動的單位時間與成本編制
自1960年引進推廣,直到籌編1964年度總預算案時予以全面實施。
設計計畫預算制度
詹森總統於1965年正式推動,在1971年由尼克森總統廢止。
結合計畫目標、中長期計畫與預算
我國自2002年實施中程計畫預算制度,已成為我國預算制度之主軸。
零基預算制度
卡特總統自1977年上任後,大力推行他過去在州政府所推動的預算管理方式,全面推動零基預算制度。
每個計畫每年都需重新檢視預算編制與審查
編列1996年度政府總預算案時,主計處強調應採歸零檢討。並於預算法43條,需提出概算優先順序之規範。
新績效預算制度
柯林頓政府,委請高爾副總統主持撰寫「國家績效」評鑑報告,並逾1993年正式推出「政府績效及成果法」。
彈性預算、成果導向、中長期預算、選擇性彈性評估、支出移轉、節流分享
亦訂定行政院所屬機關施政績效評估要點,於中程與年度施政計畫上,列出明確績效衡量指標。
資料來源:張信一(2003a);郭昱瑩(2013);OECD(1996).

三、當前我國政府預算體制

在1990年代就政府便已經嘗試進行預算制度的革新,當時政府推動中程計畫預算制度之目的,是為避免政府機關內部恣意擴張預算。當時的作法,是改良政府施政計畫的審查作為,調整各部會項位階不一的計畫架構(如「中長程國家建設計畫」、「施政方針或策略」、「施政計畫」、「財政收支推估」、「重要經建投資及科技發展計畫之先期審議作業及額度控管」,將施政計畫分由不同類型的計畫審查機關(如主計處、經建會、國科會、研考會等)進行審查。改善整體施政計畫審查作業流程,建立符合中長期發展時程,將預算安排層次分明的架構(劉三錡,1998)。

臺灣辦理首次民選總統之後,在政治與行政權架構的大幅變動(,我國憲政架構經歷多次改動,新的國會組成、凍省等事件),促使預算法在1998年產生大幅修正。面對國內的財政困境 2 (包含中央、地方財稅劃分的爭議),讓主計單位在預算編列上表現極為保守(陳高燦,1996;李允傑,1997;徐仁輝,1998)。具體的事件,就是1995年的中央政府預算編列作法,改變過往由下而上編制的方式,而由當時的連戰內閣率先訂出預算規模之後,讓各部會自行調整配合其年度預算規模,使得政府正在推動的六年國建計畫,因此被迫做出大幅的調整。總總因素,讓政府思考改進中長期的計畫執行與編列預算。當部會編列需多年期預算時,能夠完整考量,每年支應經費和原本年度執行的經費,間接控制政府預算擴張幅度。直到政府經歷政黨輪替後,政治結構的變革才促使國家財政及政府預算呈現新的風貌(見表2)我們可以說當前我國政府預算制度的重點,以從過去如何順利編制預算,走向如何能更順利通過審議預算。

表2 臺灣政府預算編制模式歷程

時間範圍
模式
說明
1995之前
傳統模式
無概算編制上限規定,由下而上編制概算
1995-2001
歲出額度
主計單位先核定1年度歲出概算額度,有概算編制上限規定,改為由上而下編制的模式
2002-至今
中程計畫預算制度
每期核定4個年度之中程歲出概算額度,每2年檢討1次,有概算編制上限規定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中央政府中程計畫預算編制辦法(2014)。

政府為求更有效率的推動政府計畫,而採取中長期計畫預算制度 3 ,學者學者徐仁輝認為政府推動中程計畫預算的制度,能協助整合計畫、推估政府未來收支,讓原本逐年編列的年度預算決策更具整體的戰略眼光(徐仁輝,2002),他同時也提出採用中長期預算制度的優點及缺點的看法。優點:(1)能以中長期的財政規劃來安排年度預算的編列;(2)明確的控制支出;(3)提升政府資源的配置效率)。缺點:(1)計畫推估不準確;(2)通過之預算案欠缺彈性;(3)成效推估樂觀,導致財政過度支出(徐仁輝,2002)。

而從主計人員觀點來看,陳春榮的論文(2003)則指出現行政府計畫執行與預算作業,仍有需改進之處,例如(1)機關與計畫及上位政策之間不易整合;(2)各部會通盤性及中程施政計畫之品質尚待加強;(3)中長程計畫的預算編列,超出政府財政負擔。而曾建儒(2002)的論文指出,現行政府「計畫」的概念模糊,這些計畫屬性經常難以辨識。若以計畫層次區分,可分為:整體國家建設計畫、方案性規劃、細部作業計畫,從法源位階區分,可以分為:(1)年度施政計畫:依據憲法產生的;(2)都市計畫、區域計畫:依據法律產生。(3)依據行政命令產生:中長程行政計畫、經建計畫、科技計畫、縣市綜合發展計畫。

從組改後的國家發展委員會的觀點(見下圖3)可知,他們將「政府個案計畫」分為三階四類計畫。目前採取全生命週期的概念進行績效管理。而政府中長程個案計畫依現行的體制來管考又分為國發會(公共與社會建設),科技部(含科技會報)處理科技預算 4

圖3 我國政府現行計畫關係圖
資料來源:張益銘(2019);本研究重新繪製。

此外,國發會(張益銘,2019)也檢討其績效評估之缺失,如上位計畫無法串連中長期計畫目標,且欠缺建設完成後的維運評估,政府對政策需求及經濟效益評估不準確,計畫仍以年度獲分案管理,無從就中長期效益進行追蹤管理;從學者觀點(張育哲,2016;陳志瑋、涂予尹,2019)則指出國家發展計畫、各機關施政計畫與中長程個案計畫之間的垂直整合問題,而橫向的公共建設、社會建設及科技計畫的還有水平整合問題,以及中央政府欠缺明確法律規範以確認各項計畫之從屬或效益整合。

另一方面,政府計畫管理實務上被劃分為(公共、社會、科技)三類,但政府部門在計畫管理、效益評估或效益審計上,卻深受早期政府推動公共建設的思維影響,而忽略社會建設及科技建設的特殊性。除受到過往以公共建設為主的歷史因素影響外,政府部門針對公益、創新、無形價值等項目,欠缺評估工具外,亦包含上段所論及之欠缺調適法令、計畫整合或部會資源競逐等問題。

此外,隨著民主典範的落實,政黨輪替成為常態。計畫的階段目標的更替,亦隨著政府施政重點來調整。另一方面,政府整體經費有限,而各部會以各項計畫爭取經費,更欠缺對計畫進行嚴謹的事前評估。而政府施政的目的,就是合理分配社會資源,以處理社會上各項政策議題的挑戰,而我國施政計畫仍欠缺以公民為主體的設計思維,在欠缺第一線的重要意見與訊息時,時常造成施政的阻礙與民怨,因此,各項政府上位計畫的規劃過程,更應該在議題設定的源頭,提早納入各類利害關係人,以詳盡導入公民參與的新思維。

四、重新理解政府預算體制

我國政府預算制度發展歷程,從早期籌措政府經費平衡,到後來為求經濟發展支應各項重大公共工程建設。在1990年代後政府體制逐漸走向民主選舉輪替的政治發展歷程中,使得社會福利與教育、科技、文化預算的大幅增長。使得政府預算的公共性的角色也日漸重要。另一方面,從本文一開頭所述各家學說說明政府預算在不同領域中所發揮的多重功能(見圖4)。學者徐仁輝則指出政府預算(徐仁輝,2009)以(支出項目、支出功能及支出金額)分別在政府施政計畫架構、政治架構及財務架構扮演重要的部分,我們可以說政府所編列的公共預算,本身同時也串連了三個不同尺度的體系。

正因為公共預算牽涉甚廣,但在不同體系中,又往往被其主流的立場所忽略,舉例來說,在計畫執行中,經費的執行率與成效往往是被行政部門及執行單位最為看重的,但從政府財會主計單位的視角來看,對於公共預算應該重視多年期預算估算,預算分配效率及經費審計到成本評估,這些重點多半是計畫單位較不看重的部份。從立法預算審議的角度觀看,審查政府的計畫執行,往往從計畫立案最初目標,來評價計畫執行的價值。而計畫立案的目標又多從財務或經費成本的角度出發,對於計畫執行過程產生的影響、衝擊或形成創新產出,欠缺合理估計方式,使得公共預算的審議,往往流於政策立場的爭論,而無法提出合理修正建議。而立法審議的代議士本身也反映出不同社會及民眾的立場上的需求,而這些立場與意見,受限於現行預算監督的架構,難以具體反映在行政機關的財務預算的整體編列與規劃。

圖4 政府預算扮演的多重角色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提出。

在本文的前段的討論,其目的是先梳理出過去我國政府預算體制的演進及歷史脈絡獨特性,點出我國行政體系、主計制度及立法審議三方體系各自的歷史演進下,對於公共預算編列、執行與成效評估的認知差異,為能更精進我國公共預算體制發展,本文為此提出兩點策略建議。

一、預算是實踐民主的工具

在制度歷史發展及憲政架構下,我國主計體系較偏向總統制,(蘇彩足,2000),作為權力制衡的國會則對政府預算的影響力相對較小,而我國的立法院對於政府預算案僅能行使修正或否決權及修訂預算法之權利。另外,1997年進行憲法第四次增修時,改變既有行政院預算決策範圍,將司法體系之預算採獨立編列,不再列入行政院提出的政府總預算案下,間接促使司法權得以減少行政院預算的影響。同時,也取消憲法明訂教科文預算比例下限規定(蘇彩足,1998)。

立法院審議政府預算不只是預算決策的過程,更是社會內部民意立場選擇與反應的過程,就當前政治制度而言,社會僅能透過代議士或利益團體從旁影響。預算案最終定案的數字本身並無法具體反映出政府解決方案所需的資源。預算審議過程(Khan and Hildreths,2002),不單是行政與立法雙邊的拉鋸、國會內部黨派間政治運作及利益交換,各方利益團體或政治勢力,共同進入政治協商的角力場,近身肉搏。各種協商與利益交換,都將在這個階段發生與完成。但這些預算案轉換成各項政府推動的施政計畫時,卻無法實際查核與監督其預算是否符合當初在立法監督過程的需求及成效。

圖 5 政府預算政治協商場域
資料來源:DFID(2007); 本研究重新繪製。

若要完善的預算法案監督之初衷,社會對政府預算監督的範圍更應該擴大到預算機制的各個層面,包含行政部門的執行、立法院的審議、或監察權的審計職能外,公民與公民社會更應該積極的介入預算的民主審議活動(請見上圖5)。從政府一般數據的適切公開揭露開始,到預算編制、計畫預算制訂都應建立公開且透明度較高的討論平台。這些平台運作應持續邀請政策議題的利害關係人加入討論並長期經營,讓政策議題、施政計畫評估、預算審議,能讓政策成效的分析,更能貼近現況,最終達到政策能夠確實因應相對應的社會問題及困境。

二、認識政府預算的多重角色

總結先前的論述,政府預算不僅是經費的編列與審議,其經濟價值更串連施政計畫執行、政府財務循環及立法的預算審議制衡。每一部份都涉及許多利害關係人,儘管近年在預算審議上,立法機構與相關倡議團體都能夠加入利害關係人的盤點及討論,但在施政計畫政策循環與政府財政平衡上,除學界專家外,則鮮少有人能夠提出建言。

其關鍵問題仍在外界對於政府預算的認知與陷入「資訊不對稱」 (Asymmetric information)的情境所導致,或許民眾可以警覺政府預算的失衡或赤字問題,但民眾對於預算資訊的失衡,卻可能悄然不知。這也導致立法機構的監督或民眾也無從判斷政府施政績效的高低,導致以民為主的政治目標也隨之削弱。

政府預算的完整資訊,必然包含施政計畫的中長期成本效益評估。預算不僅是反映政府財務數字的變化而己,它更應反映出政府對國家中長期施政的方向。因此,完整的預算編列同時應該涵蓋政府對中長期計畫的成效評估及政府未來數年相對應的歲入歲出估測資料。組改後,政府亦嘗試從行政部門上調整中長期政府預算規劃與計畫審議的作為(國發會與科技會報),也有從立法程序調整(如修訂科技基本法)。除先前國發會所指出政府計畫欠缺計畫完成後的效益追蹤評估外,在政府預算上,也極少做到計畫執行、財務審計及立法制衡過程中,對各項重要意見與訊息(例如審計部的決算報告或立法院預算評估報告)的整合作為。單一計畫所可能都經過多項管考與評估,但相關的檢討意見,卻很難作為計畫精進的參考。除政府行政部門人事更替頻繁外,更應該檢討政府在經歷組織改造後,內部欠缺溝通所形成的穀倉效應。改進之道,除因改善政府內部成效的課責機制外,更要強化獎勵組織內部溝通與創新的誘因。

目前由行政院唐鳳政委所推動的開放政府聯絡人制度,或許是改善目前政府組織內部欠缺溝通與創新的第一步。雖然,目前開放政府聯絡人制度與行政院公共數位創新空間(Public Digital Innovation Space, PDIS)小組,僅處理來自JOIN平台連署通過的案例來進行討論 5 。但隨著機制的發展與深化。或許藉此引入開放政府「參與」、「透明」、「課責」、「涵融」的核心價值,使政府組織內部點起消融溝通障礙的火花,進而改變政府的核心價值。

註解

註1:「因此前主計長汪錕先生表示:『195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是中華民國歷史上第一個法定並依法執行的中央總預算案。』,其原因為政府在大陸時期,相關制度不完善且無法確實掌握各項精確數據,以致於歲計制度無從實踐。」轉引自魏瑞琦(2013)碩士論文。

註2:自1991至1998年間,總共增加約18320億的預算赤字,主因是推動六年國建計畫及社會福利等支出,特別是前面四年的增加高達11136億元,後面四年則略降為7188億元。(柯承恩,1999)。而1998年凍省之後有關預算納入中央,使政府總預算更趨龐雜。

註3:所謂的中長期的計畫預算,就是政府在思考施政計畫的重心,將關注政策如何發揮中長期的整體效益,編列預算的重點原則,從短期的收支平衡,轉向看重中長期的績效合理。

註4:根據國發會整理過去7年的三類計畫經費規模(公共、社會、科技)來看,公共建設經費佔整體經費半數,而科技建設規模僅佔全體經費的十分之一。

註5:vTaiwan都有嘗試使用不同功能的數位工具協助利害關係人或是擴大為公民的討論,進而改進參與者的數位體驗。而「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包含了在網路上徵集群眾智慧的「國民提議」,對公眾進行政策形成前的「政策諮詢」。

參考文獻
  • 古步鋼、吳美雲(2012)。中長程個案計畫效益評估推動之回顧。研考雙月刊,36(6),50-59。
  • 行政院主計總處(2014)。〈中央政府中程計畫預算編制辦法〉。上網日期:2019年12月27日。資料來源: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T0020031
  • 李允傑(2007)。〈政府預算審議之跨國比較分析:對我國的經驗啟示〉。國政研究報告。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上網日期:2019年12月27日。資料來源: https://www.npf.org.tw/2/2908。
  • 李超英(1963)。〈預算政策之分析〉。主計月報, 88期,頁3-6。
  • 李增榮(1966)。〈政府基金與預算〉。主計月報, 130期,頁10-29。
  • 李增榮(1969)。〈設計計畫預算制度〉。主計月報, 162期,頁6-29。
  • 汪承運(1970)。〈計畫預算與管理分析〉。主計月報, 170期,頁1-7。
  • 林源慶(1996)。〈審計與主計功能之劃分〉。主計月刊, 490期,頁15-20。.
  • 柯承恩(1999)。〈下年度政府預算與再造工程的契機〉。主計月報, 519期,頁93-97。
  • 紀俊臣(2001)。〈預算審議程序迫切需要的改革〉。中國地方自治, 54(9),頁45-54。
  • 韋伯韜(2006)。《公共財務學:公共資源的來源、用途及管理》初版,台北:華泰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徐仁輝(1998)。〈預算改革之目標、方向與問題〉。主計月報, 512期,頁22-33。
  • 徐仁輝(2002)。〈多年度預算制度的作法與利弊分析〉。主計月刊, 556期,頁104-109。
  • 徐仁輝(2009)。《公共財務管理─公共預算與財務行政》第五版,台北:智勝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張育哲(2016)。〈中長程個案計畫全生命週期績效管理機制〉。國土及公共治理季刊, 4(3),69-85。
  • 張信一(2003)。〈政府公務預算制度(上)〉。主計月報, 573期,頁14-23。
  • 張信一(2003a)。〈政府公務預算制度(下)〉。主計月報,574期,頁22-29。
  • 張益銘(2019)。〈政府個案計畫績效評估研析〉。國土及公共治理季刊, 7(3),38-49。
  • 郭昱瑩(2013)。〈近10年來預算作業之推展〉。主計月刊, 688期,頁10-13。
  • 陳志瑋、涂予尹(2019)。〈政府計畫管理制度及法令規範〉。國土及公共治理季刊, 7(3),18-25。
  • 陳春榮(2003)。《我國實施中程計畫預算制度之研究》。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新北市。資料來源:https://hdl.handle.net/11296/84mc7a
  • 陳振源(2005)。《從羅蘭巴特(RolandBarthes)的符號論論政府預算的意義》。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碩士論文,南投縣。資料來源:https://hdl.handle.net/11296/6mvdxs
  • 陳高燦(1996)。〈當前政府預算問題之探討以及改進之方向〉。主計月刊, 487期,頁15-20。
  • 曾文煌、陳燕玲(2018)〈近幾年中長程重要社會發展計畫及其預算之探討〉。國會季刊,46(4),頁86-131。
  • 曾建儒(2002)。《中程施政計畫之執行評估-公共策略規劃觀點》。東海大學公共行政學系碩士論文,台中市。資料來源:https://hdl.handle.net/11296/wprgh8
  • 黃子貞(1999)。〈首創政府預算與總供需估測相結合的制度〉。主計月報, 517期,頁17-20。
  • 黃世鑫(1990)。《民主政治與國家預算-我國政府預算政策之形成》。台北市,業強,初版。
  • 劉三錡(1998)。〈政府預算制度之革新與展望〉。主計月報, 512期,頁8-21。
  • 魏瑞琦(2013)。《戰後臺灣主計制度的接收與重建(1945-1952)》。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在職專班碩士論文,桃園縣。資料來源:https://hdl.handle.net/11296/ux87n5
  • 蘇彩足(1998)。〈因應 [公共預算新紀元] 之危機〉。中國行政評論, (1), 23-42。
  • 蘇彩足(2000)。〈世界主要國家預算制度及其運作情形之研究〉。行政院主計處委託研究計畫。上網日期:2019年12月27日。資料來源:https://www.dgbas.gov.tw/ct.asp?xItem=36065&ctNode=2005&mp=1
  • DFID (2007) Understanding the Politics of the Budget: What Drives Change in the Budget Process? FACT Briefing. London: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 Khan, A., & Hildreth, W. B.(Eds.)(2002) Budget theory in the public sector.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 OECD( 1996 ),Budgeting and Policy Making, SIGMA Papers:No8 OECD Publishing, Paris, 上網日期:2019年12月27日。資料來源:https://dx.doi.org/10.1787/5kml6g6wccq0-en
延伸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