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科技政策浮現新趨勢：以科研成果解決社會問題

科學技術與創新政策（以下簡稱為科技政策）一詞大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出現，在其後的冷戰時期進入公共政策的領域，並且逐漸被大眾傳播媒體廣泛討論。不難發現，科技政策出現的緣由與戰事息息相關，而科技政策的走向，也反映出一國政府未來將如何因應內外的挑戰。

以主導戰爭走向的美國來說，二次大戰期間動員科學家的成功經驗，讓美國大幅提升經濟與軍事實力順利晉身世界霸權，並為維持難以挑戰的地位至今。戰後，羅斯福總統的科技顧問、戰時領導美國「科學研發辦公室」（Offic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的凡納爾˙布希（Vannevar Bush）發表了被認為是20世紀科技政策最重要的文件—《科學：永無止境的前沿》（Science: The Endless Frontier） ，樹立了線性創新模型（linear model of innovation），為政府支持科技研發提供了難以撼動的依據，成為各國科技政策規劃的基本架構（Sargent and Shea, 2016）。

戰後，新興工業化國家幾乎都以提升國家經濟實力為目的，設立專責機構且擬定未來科技發展方針，深信投入基礎科學研究的回報，最終會顯現在國家經濟的成長上。然而，這樣的線性創新模型，卻與實際的創新過程不符而備受質疑。由於線性創新主張創新的來源是基礎研究，單純地認為只要增加基礎研究，便可提升技術創新，進而帶動下游的產品開發，最後達到提高人民生活品質的目的。但是，許多新興工業化國家在戰後逐漸邁入民主化，不求成果或是不計代價的投入基礎研究，無法在短期內讓人民「有感」，因此越來越難以取信於選民，科技政策服膺的目標因而開始從原本的提升經濟或軍事實力，慢慢納入其他目的，例如：解決社會問題。接下來，我們將目光轉回亞洲，觀察天災人禍不斷的韓國，在科技政策的討論上出現了什麼新洞見，以及可為我國帶來的啟發。

韓戰之後，追趕先進國家與解決民生問題成為政策首要目標，從1960年代開始，經濟快速成長提升人民生活水準，被認為已達成大部分的政策目標；然而，1997年金融海嘯的教訓，讓韓國政府發現信奉新自由主義的後果是社會經濟加速兩極化，在少子化和高齡化的加乘影響之下，韓國民眾對於社會福利方面的需求毫不意外地與日俱增。

大企業長期以來壟斷社會資源，導致韓國房地產飆漲、貧富差距拉大、社會安全亮起紅燈等危機之中，因此，「經濟民主化」一躍而上成為2012年總統大選的重要議題，當時候選人皆向選民承諾將藉由調節大財閥寡占的經濟結構，讓所得分配和發展機會更加公平（李明，2012）。朴槿惠在總統大選勝出後，韓國國家科學技術審議會議透過跨部會討論，試圖提出新的綜合行動方案，希望透過科技來解決社會問題。

科技政策的形成和執行過程，在經年累月地技術追趕下已存在一套固定的思維架構。調整目標不但意味著人心思變，也表示政策效益衡量標準的改變，這包含研究領域的劃分、研究成果的認定、以及政策效益評估等。由下表我們可以發現，這樣的轉變不單單只是檢討先前偏重量化的管理思維，而是通盤性地思考未來發展的順序、打破研究疆域、如何有效解決問題，乃至於成效考核的方式。

至於，哪些議題應該首要處理呢？2013年韓國國家科學技術審議會議組成跨部會的研究團隊，從大趨勢分析中找出30個民眾關心的議題，再透過問卷和專家座談的方式從中萃取出10個可執行的方案主題，各類問題的提出與議題形成，彙整為下表2 。這些議題將成立為計劃案，並有五年的時間進行研究，思考運用國家科技優勢改善問題的可行性，目標是在5年後提出解決方案。2014年因應大型災難後續的相關調查與處理，災難受害者安全議題也被列入其中，成為第11個議題（Seong, Song&Lim, p.8）。筆者認為，這與2014年韓國發生世越號船難有關，這起大型船難意外凸顯大眾運輸系統安全疏失，以及政府監管不利，此議題的納入，反映出政府試圖以科技政策來回應當前社會需求。

根據「中華民國科學技術白皮書 (民國 104 年至 107 年) 」指出，我國的科技政策係以智慧科技打造永續成長的幸福社會為願景，並以達成科研創新轉化、永續綠能環境、產業科技加值、幸福多元社會等四大目標。在執行方面，八大策略規劃重點分述如下：

策略一：聚焦科技優勢領域，創造科研卓越價值

策略二：平衡產學人才供需，完善科研創業環境

策略三：打造綠能科技國度，形塑低碳智慧社會

策略四：落實永續發展機制，調和環保產經發展

策略五：建構科技智財布局，強化產業創新動能

策略六：加速產業智慧升級，發展重點新興產業

策略七：營造幸福安心環境，推動智慧健康生活

策略八：建構多元包容社會，實踐城鄉均衡發展

我國近期也發生許多天災與公安的意外，由政策宣示可知，我國科技政策發展目標也出現回應社會需求的趨勢。但是對於目標設定（議題形成）、如何規劃與評估研究成果，尚且未有進一步的深入討論。從韓國的政策文件上看來，目前也正在議題形成階段，對於新的管理與評估方式尚未有明確共識，所以是否有機會扭轉舊有的發展思維，仍然難以預測。就長遠來講，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科技政策肩負單一目標已經難以滿足民眾期待，回應社會需求將是未來的方向，然而，社會需求的範圍、影響層面不易定義，所以調整菁英式的議題形成模式，擴大公民社會參與可能是當務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