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佈日期:2019-05-23

淺談計畫篩選準則之規範性理論基礎之不可共量性

作者:龍汶沁

科研投入 規範性理論 功利主義 平等主義 公平性 不可共量性 效用 Normative Theory Utilitarianism Egalitarianism Fairness Incommensurability Effic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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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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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篇文章以規範性理論(normative theory)討論補助機關在進行補助計畫項目篩選時經常需要納入考量的兩大面向:首先為考量篩選結果最後帶來的整體最佳效益,其次則為達到此整體最佳效益過程時的公平公正性。補助機關在決定補助計畫時,上述所提及的兩大面向,整體最佳效益及公平性之間會有面臨矛盾的可能性──此一矛盾潛藏在不同行為能力人之道德思維、倫理準則、及價值判斷,影響小至個人、群體,大至社會、國家在計畫上的選擇。即使決策者或補助機關主觀上不認為其審查判斷具有不公平的偏誤(例如:性別、種族、學術聲望……等),但仍然可能強化既有的客觀上的制度性偏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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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來說,若補助機關及決策者著重於一計畫能否成就最大多數人整體效益,計畫篩選過程的公平公正性即不是最首要的考量;反之,若補助機關及決策者強調計畫篩選過程的公平性,最後選出的卻可能不是能帶來最佳效益的計畫。前者沿用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規範性理論脈絡思考,後者則以平等主義(Egalitarianism)規範性理論思維出發(Arneson, 2013;Sinnott-Armstrong,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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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先以功利主義(又稱效益主義)規範性理論基礎分析解釋決策者計畫選擇的有效性(effectiveness)等效益評估面向,再以平等主義規範性理論基礎針對計畫選擇過程之公平公正(Fairness and Equality )概念進行闡述。論述此兩大同儕審查基礎後,接著指出決策者或補助機關在正當化(justify)其計畫選擇時可能面臨之困境──此即最佳效益的追求與公平公正價值的維護兩者間的不可共量性(incommensurability,又稱不可通約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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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性理論以討論倫理(ethics)、道德(morality)、應然性(ought)問題為出發點,延伸至討論社會、文化、政治等面向的正當性(justification)及其應具有的價值;而規範性理論的建構通常從以一個價值或概念(如正義、公平、效益、自由等)出發,透過演繹推理出一套政治理論,例如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的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Daniels, 2018; Rawls, 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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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政治學的規範性理論概念針對補助機關選擇計畫項目進行討論,主要原因為補助計畫選擇過程皆希望以「公平或平等的方式」產生有價值和有效的知識,而在篩選計畫項目上也需要回應各類價值的考量,如對平等價值的考量及整體效益價值的考量;規範性理論扮演一重要角色,即演繹推論一價值或概念之正當性(justification)。有鑑於此,以規範性理論分析計畫篩選的價值取向之理論基礎有其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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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的文獻大多致力於討論計畫篩選的機制(如使用同儕審查機制及書目計量系統)、不同篩選機制的優缺點(例如:同儕審查有主觀導致偏見風險而書目計畫雖客觀但卻可能無法清楚解釋整體脈絡)、及改善篩選機制的方式(例如:整合同儕審查與書目計量方法);卻鮮有文獻致力於分析決策者及補助機關為了選取計畫所訂定的評估準則的正當性。舉例來說,補助機關制定計畫篩選評量標準時,不外乎關注可行性(Feasibility)、效用(Usefulness)、整體相關性(Relevance)、及未來效益(Perspectives)等等(Abdoul H,Perrey C,Amiel P,Tubach F,Gottot S, et al., 2012)。然而,一言以蔽之,對於這些標準的關注皆為效益及效用上的考量(considerations for utility and efficacy)。以效益作為計畫篩選準則的正當性,在於補助機關可正當化其選擇補助的計畫乃是以多數人的最大利益為出發點,因此能對最大多數的人帶來最好的影響。然而,補助機關或決策者以利益為基準訂定評量標準時,是否同時能顧及其他價值,如篩選結果的平等性、篩選機制的公正性等等,又是一大問題。有鑑於此,本篇文章擬以功利主義理論脈絡解釋計畫篩選的效益面向,再以平等主義解析計畫篩選過程應有之公平公正價值,以理論交叉比對方式探討計畫篩選正當性的重要基礎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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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正當化計畫項目管理的效益面向──功利主義理論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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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來說,在決定補助一計畫與否之前,政府補助機關經常進行事前效益評估,廣納資訊以評量該計畫之效能及效用。然而此類效益評估的本質著重的是整體性的效益,其以人類社會整體利益為出發點考量,因此考量的經常是整體的最佳效益及計畫擇優選擇。若以規範性理論來解析,此一思維乃是出自於功利主義的主張,認為行為或決定的正當性來自於帶來的效益多寡,並將效益最佳化,讓最大多數人享有最大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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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利主義是政治理論的其中一個派別,其從規範性的角度建構理論,探討應如何評估涉及人類做出選擇的各種事物。其評估的範疇除了一己之行動、國家法律、社會政策外到人類操守外,道德準則也囊括其內。而功利主義又是結果主義的其中一個支派,功利主義主張一己之行動、一項新訂法律、一則新頒布政策等所造成的後果或結果,決定該行動、法律、政策道德及倫理上的是非善惡對錯。一般而言,無論評估之項目為何,功利主義主張選擇一行動、法律、政策的基礎在於該行動、法律、政策是否能產生整體最佳的效益及效用。舉例來說,若一政策或法律能帶來整體來說最大多數的效益及發揮最大的效用,則該政策及法律即是理性上該被選擇的政策與法律,因為選擇該法律能帶來的整體效益有其「善的正當性」(Brink, 2018;Sinnott-Armstrong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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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利主義理論脈絡下,補助機關的計畫項目管理側重整體最佳利益的正當性如下:有限的資金、資源再加上時間的限制,促使補助機關或決策者在進行計畫項目管理時以效益面向的考量為重(如上述所說對計畫效用、計畫可行性、計畫未來效益等的考量皆為效益面向),預期能以最佳效益及效用的方式來進行資金及資源分配。補助機關無法提供資金給每項計畫這一事實,促使補助機構更傾向於使用「功利主義式的效益計算」(Utilitarian calculation)。例如:選擇最值得推廣和資助的項目和研究,放棄其他較冷門卻較少受到機會補助的計畫。一言以蔽之,補助機構在計畫項目管理因需以整體宏觀角度來考量,因此必然傾向於選擇補助對最大多數人有最大利益及效能的項目,或是對決策者而言現階段最有效用的計畫。功利主義式的效益計算對於理性(reasonable)的補助機關而言,除了具有道德上的正當性,也被視為是正確選擇下的最佳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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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於單就主觀面向考量功利主義式的整體效益,補助機關及決策者的計畫項目管理有其客觀影響的面向,例如:主觀上不認為計畫管理有不公平偏誤此一想法,由客觀概念上判斷確有可能強化既有偏誤。本文章因此考量平等主義理論脈絡下的公平公正概念,合理解釋計畫管理的客觀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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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正當化計畫項目管理的公平面向──平等主義理論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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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主義以維繫公平公正價值為核心,主張身而為人皆應享有平等的關注和尊重(Gosepath, 2011)。因此,人們應該在沒有歧視或偏見的情況下被對待,且在資源分配上享有平等的機會。在考慮資金及資源分配的時候,平等主義理論主張該公平地分配原則。平等主義理論脈絡下計畫項目管理的原則為,無論性別、學術聲望、職位資歷、或是學科,皆以公平公正方式管理所有申請補助的計畫項目。補助機關或決策者管理計畫項目篩選值得補助計畫時,亦需顧及公平公正性,而非過度著重於選擇能帶來最佳效益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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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思維計畫管理的正當性在於其看重計畫篩選過程中的公平公正性。平等主義脈絡下公平或平等分配的原因,可以透過我們對「公平」此一價值的判斷來闡述:每一個獎助計畫的申請者、計畫本身、到整體計畫的分配,都被視為平等的,而平等的計畫管理給予每項計畫及每個計畫申請人平等的關注及公平的機會。平等主義關注公平的基本觀點可由羅爾斯(Rawls)提出的原初立場(the original position)來論述:原初立場為一個公正和平等的公平情況,無論是在決定政策或是分配有限資源時,每個人都被是原初的自然理性代表(free and rational representative),也因此人與人之間的立場為純粹的平等,沒有人能夠威脅任何人,也沒有人能因為立場不同而破壞這樣的平等(Rawls, 1971)。而因為強調公平價值,羅爾斯提出無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的概念,假設每一自然人皆不知道關乎自己利益的資訊,只知道基本人類社會存在等一般資訊(Rawls, 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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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平等主義的決策者在計畫項目管理的公平面向會以公平和平等價值為典範,因無法得知與整體利益有關的一切資訊,在管理補助計畫項目時,決策者便會傾向於選擇所有相關行為能力人皆理性同意的計畫項目管理方式,因而不將性別、學術聲望的差異等面向的公平性納入考量。以此角度切入,將平等主義納入考量的決策者在管理計畫項目時的確可以實現其公平公正性,且避免在篩選計畫項目過程的不公平。追求公平公正的重要性在於其對於多層面及多元化的家庭、文化、乃至社會的影響。以本篇文章追求性別面向的價值為例,討論性別平等之公平公正有助於達到整體社會和諧及互相尊重的重要性:在資源有限之情況下,若決策者及補助機關能跳脫出以利益為導向篩選計畫,轉而兼顧公平公正價值的考量,則有可能從社會及生活的普遍層面出發,建立公平公正的基本概念,讓性別平等不只在個人層面而擴大至社會層面,讓性取向不同者得到更合理的公平對待,並進而達到兩性互動、互助、尊重與和諧的社會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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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決策者計畫管理兩大規範性理論脈絡之不可共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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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以功利主義理論脈絡正當化計畫篩選 (project selection)的效益面向,則會忽略了效益為首下經常隱含的固有偏見或偏誤:一方面來說,決策者或補助機構的計畫管理若太強調整體利益,可能會忽略了其他非利益取向卻同等重要的面向如公平及平等性;另一方面,決策者或補助機構的計畫篩選若只在乎選出最有效益的計畫,也有可能造成計畫篩選過程中潛在的不公平的出現。更確切地說,決策者或補助機構的計畫管理若因循功利主義本位思考過於關注計畫項目的整體有效性及其效益,那麼根據此類型的計畫項目管理產生的結果,可能會間接強化了固有或潛在的不平等。就以性別(gender)面向來舉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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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機關在功利主義式效益計算下的計畫篩選會選擇能帶來最大整體效益的計畫來補助,假設男性研究員於特定產業如電機、AI、醫學的表現較女性研究員傑出(先不論原因為何),那麼在選擇特定產業相關的計畫時,補助機關在計畫管理階段便會偏向於選擇能帶來最佳整體效果的男性,而非表現略遜一籌但卻是該領域最優秀的女性研究員。假設特定產業如電機、AI、醫學男性研究員最佳績效為10/10,平均績效為8/10,最低績效為6/10;而女性研究員最佳績效為8/10,平均績效為6/10,最低績效為4/10(因前提已經假設男性研究員表現較女性研究員為佳)。假定現有六名研究員,三名男性研究員(男性研究員A其績效為10/10、男性研究員B其績效為8/10、男性研究員C其績效為6/10)與三名女性研究員(女性研究員X其績效為8/10、女性研究員Y其績效為6/10、女性研究員Z其績效為4/10)。補助機關欲從此六名研究員提出的計畫項目中選出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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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補助機關的計畫管理以功利主義式效益計算,會選擇「男性研究員A、男性研究員B、及女性研究員X」此一組合因其體現的最佳利益。然而,以效益來判定計畫項目應如何管理,卻忽略了性別平等性:補助機關有其壓力需選擇質量高的研究項目進行補助,然而以平等的概念來說的話,選擇方式不應是A+B+X最佳利益的組合,而是在理性的選項內(均標水準以上的研究,故A、B、C、X、Y皆符合),五(A、B、C、X、Y)取三(任選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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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精確一點來討論,若決策者遵從功利主義並以效益判定計畫項目的管理,就有可能造成男性研究員的計畫項目整體來說會被推廣,而女性研究員的計畫項目卻可能被忽略。然而,若單採行平等主義式的計畫管理,我們則面臨了另一個問題:在平等主義脈絡下的計畫篩選只會選擇所有計畫申請者認為公平公正的計畫,而非總是可行性最高、效益最高、可帶來最大多數人最大利益的計畫。換句話說,在平等主義脈絡下的計畫項目會傾向於選出「夠好但最公平」的項目,而非「最好次公平」的項目。正如本文提及的例子,假設特定產業如電機、AI、醫學男性研究員現有六名研究員,三名男性研究員(A績效為10/10、B績效為8/10、C績效為6/10)與三名女性研究員(X績效為8/10、Y績效為6/10、Z績效為4/10)。補助機關欲從六名研究員的計畫選出三項。平等主義式的計畫管理會選擇「男性研究員A、男性研究員B、男性研究員C、女性研究員X、女性研究員Y五選三」此一組合,因為此組合為最公平(五人當中以機率方式任選三位研究員來執行計畫,由於每一達均標研究質量以上的研究都受到同等的尊重,因此反映在選擇補助哪幾個計畫時,會以機率方式給予此五人的研究平等且公平的重視及考量)且最合理(皆選擇均標以上的計畫)的組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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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以最公平方式來管理計畫項目,卻又可能造成效率無法最佳化的問題──換句話說,平等主義式的計畫管理固然能成功保障計畫申請者及計畫本身的平等性和公平性,但在這脈絡下的管理方式卻不見得能替補助機構找出最有效益或最有效用的計畫項目。平等主義理論式的計畫管理基礎以原初立場預先強調了計畫篩選本身的公平性,因此整體計畫的效用和利益便非其優先事項。從每一自然人的自由、平等的維護,至群體公民的利益,平等主義式的計畫管理帶來的可能是決策者面臨個人自由平等和公共(或公眾)利益之間的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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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其他跳脫性別的價值考量,如學術聲望價值(頂尖國立或私立的研究機構或大專院校),或種族面向平等的價值,則有賴於決策者及補助機關的取捨:其中牽涉到臺灣目前所急需的產業計畫(舉例來說,若決策者當前著重於提拔原住民或新住民的產業發展,決策者即會給予種族此一價值較高比重的價值判斷來權衡原住民及新住民較低的產業發展現況,達到整體社會公平公正的目的)、及決策者的主觀價值判斷(以臺灣來說,由於華人思想體系較著重於效用、效率及關鍵績效,若決策者主觀判斷受到較為儒家傳統文化及社會影響,便會偏重於優先以關鍵績效等作為比重最高之考量,而對其他如種族或性別公平價值的權重靠考量則會擺放第二)。因此,若要同時將其他除了性別正義外的面向納入公平公正考量,則需先以上述兩大面向切入最深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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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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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科技補助機關之計畫篩選機制的基礎應在篩選出最佳效益及最多數人利益的學者,將會懷疑平等主義脈絡下計畫管理的有效性和合理性,尤其是在考慮到資金資源有限且時間不足,必須對申請補助的計畫進行效益分估或利益排序的實際情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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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策者計畫篩選的正當性可以本文章討論的兩個核心理論基礎闡述,即計畫效益評估重視公共利益的最佳化(帶給最大多數公民最大的利益)、和計畫篩選過程之中尊重每一自然人的自由及權利並以平等方式不計利益的審查(給予每個申請者最高程度的公平及公正性)。此兩個正當化決策者計畫管理的核心規範性理論,一言以蔽之,存在著下述之不可共量之問題:功利主義理論基礎解釋了決策者計畫管理時著重的效益面向,而平等主義理論基礎則著重於決策者計畫管理下制度內涵之公平公正概念。此兩大規範性理論基礎皆能理性且合理地闡述計畫管理本質上的正當性,然而,此兩大規範性理論基礎卻各有其無法共量的問題──若強調計畫管理機制的效益評估面相(故著重於有效性和最大多數人的最高總體利益),決策者或補助機關就要冒著其計畫管理可能隱含的不公平的風險(如本文章中舉例);反之,若要著重計畫項目應內涵公平公正性,決策者或補助機關則需負擔篩選結果並無法為最大多數人帶來最大的效益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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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解決計畫管理兩大重要理論基礎的不可共量性,超出了本篇文章欲討論之範圍。然而,本篇文章精闢指出了決策者及補助機關管理計畫層面的兩個核心理論本質上的衝突,這無論是對決策者進行計畫篩選的考量、或是對決策者進行日後計畫管理的重組以確保各類核心價值,皆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供決策者進行反思。總結而言,本研究提出計畫管理兩大重要理論基礎的不可共量性問題,欲提供決策者及補助機關管理計畫層面的兩個核心衝突之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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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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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此專有名詞來自於孔恩(Thomas Kuhn),概念起始於孔恩因為兩種物理體系間的不同,理解到從一個科學理論跳至另一個科學理論的過程會經歷一段兩個理論互相無法共量的比較與計分(即incommensurability不可共量性下的to have no common measure無共通量測方法之概念)。此想法也被應用於社會上的新舊政治體系,或兩類理論型態彼此間不可共量的相關議題(TS Kuhn, 1962,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Unified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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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1. Abdoul H, Perrey C, Amiel P, Tubach F, Gottot S, et al. (2012) Peer Review of Grant Applications: Criteria Used and Qualitative Study of Reviewer Practices. PLoS ONE 7(9): e46054. doi:10.1371/journal.pone.0046054.
  2. Alexander, L & Moore, M. (2016). Deontological Ethics. In E. Zalta (Ed.),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Retrieved from https://plato.stanford.edu/.
  3. Arneson, R. (2013). Egalitarianism. In E. Zalta (Ed.),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Retrieved from https://plato.stanford.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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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Gosepath, S. (2011). Equality. In E. Zalta (Ed.),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Philosophy. Retrieved from https://plato.stanford.edu/.
  7. Sinnott-Armstrong, W. (2015). Consequentialism. In E. Zalta (Ed.),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Retrieved from https://plato.stanford.edu/.
  8. Rawls, John, 1921-2002. (1971). A theory of justice.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