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佈日期:2018-02-06

生醫人才培育方案的跨國移植:以印度與新加坡的生醫設計計畫為例

作者:湯凱傑

創新系統 史丹福-印度生醫設計計畫 新加坡-史丹福生醫設計計畫 政策移植 Stanford-India Biodesign Singapore-Stanford Biodesign Policy Trans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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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國際競爭日益激烈,許多國家因而也越來越重視人才的培育與招募,並推動相關的政策方案。其中印度與新加坡等國為培育生醫科技創新人才,特別與美國史丹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合作,引進其生醫設計培訓課程(Biodesign Program),並進而發展出適合其國情的生醫科技人才培訓政策方案。本文試圖簡要介紹印新兩國的方案推動情形,並透過方案比較說明該兩國如何在方案移植的過程中將本國情境因素納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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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史丹福大學的生醫設計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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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丹福大學自2001年啟動生醫設計培訓課程。該課程是一個為期10個月的跨領域培訓方案,學員須組成跨領域團隊,於培訓期間體驗從需求辨識(identification)、發明(invention)、到執行(implementation)共三階段的完整生醫科技創新流程。該課程除邀集多位專家及資深創新者提供實務指導外,亦強調學員團隊密集接觸醫療臨床場域以發現需求,並親身參與創新過程(Brinton et al., 2013; Kurihara et al.,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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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該培訓課程推動至第五年時,史丹福大學校長John Hennessy對校內全體教授提倡了全球性任務:考慮擴大解決問題的範圍,以納入世界上最大的問題。於是推動該課程的教授專家們開始認真思索此一任務,並考慮如何在全球各地培養生物醫學技術創新的領導者。由此,該課程陸續開啟了一系列國際合作方案,其中尤以與印度合作推動的「史丹福-印度生醫設計計畫」(Stanford-India Biodesign,下稱SIB計畫)以及與新加坡合作推動的「新加坡-史丹福生醫設計計畫」(Singapore-Stanford Biodesign,下稱SSB計畫)最為知名(Kurihara, 2014; Yang,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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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史丹福-印度生醫設計計畫推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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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B計劃於2007年開始規劃推動,由史丹福大學、全印度醫學科學研究所(All India Institute of Medical Sciences)和德里印度理工學院(Ind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三方合作,並由印度政府科技部轄下的生物技術署(Department of Biotechnology)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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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計畫之宗旨有三,包含:培養印度下一代醫療技術創新者、推動新型醫療技術商業化、以及幫助催生印度醫療技術產業 (Doshi et al., 2016)。另據該計畫的執行長Balram Bhargava以及史丹福生醫設計課程創辦人Paul Yock所述,發展印度醫療技術創新生態系統(medtech innovation ecosystem)亦為計畫的重大任務之一(Lavakare, 2014; Yock, 2015)。在這樣的宗旨之下,該計畫的內容包含生醫設計學員培訓、設立SIB計畫培訓中心、實習方案、以及在地推廣課程設計等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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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醫設計學員培訓是SIB計畫核心,每年定期從印度的醫師、工程師、科學家等徵選出四至五名學員組成跨領域團隊,整體培訓期程為兩年。學員在完成培訓後須承諾留在印度,進入學術界、創業、或加入醫療技術公司(Kurihara et al., 2008)。此一培訓方案的理念與原則大體上以史丹福大學的原版生醫設計課程為範本,但執行上也為了考量印度在地因素而略有差異。在培訓期程的前六個月(該年的一月至六月),學員須前往史丹福大學接受密集培訓,以濃縮的方式,同時進行需求發掘(識別(Identify))與概念開發(發明(Invent) /執行(Implement))階段。從2008年至2015年,SIB計畫共選送了八批學員至史丹福大學培訓。在這六個月中,學員一邊學習掌握生物設計流程技巧,一邊也須思考如何將所習得的知識與經驗應用於其母國(Stanford University, 2009)。完成六個月的培訓後,學員將返回印度,並在印度當地環境下重複所學之流程。返國後的前半年,學員須至全印度醫學科學研究所的相關診間或手術室進行臨床沉浸,不斷蒐集並過濾醫療過程中未被滿足的需求,然後選取最有潛力的需求用於概念開發。至於第二個年度的培訓,學員則可選擇性參與,培訓目標在於提升學員推展其技術專案的能力,並將技術產品發展到可被投資的水準(Kurihara, 2014)。此外,考量到印度與美國在國情與發展程度上的差異,培訓內容也特別強調解決切合印度市場的醫療照護需求,並開發出價廉物美的醫療器材(Kurihara et al., 2008)。在培訓期間,學員可獲得來自美印兩國的業界資深專家(包含生技、法規、創投等領域)的指導,以及學費與生活津貼等全額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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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在印度深化並推廣生物設計培訓,該計畫也於印度新德里設置SIB計畫培訓中心(Stanford-India Biodesign Center)。該中心於2008年12月啟用,做為學員的訓練基地以及地區推廣據點。該中心的室內空間設計參照史丹福大學生醫設計課程所運用的培訓空間,設有會議室、腦力激盪室、及原型實驗室等設施,鼓勵醫師、工程師、以及醫療技術與金融領域的實務專家,共同與年輕創新者進行互動並提供指導。此外,該中心也聚焦於開發新課程和其他教學計劃。透過SIB中心之設置與營運,可為印度的生物醫學技術創新創造出更廣泛的產學合作關係,並促進印度生物醫學技術產業的擴張(Kurihara et al., 2008; White,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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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B計畫也於2009年起增設了實習方案,於印度當地招收實習生,提供一個較簡略版本的生醫設計培訓機會。由於印度生技產業尚有很大的發展空間,許多在地的醫療照護需求尚未被滿足;因此,除了每年四到五位的核心學員外,SIB計畫也希望能夠讓更多有志投入此一產業的人了解生醫設計流程,並針對目前尚未被滿足之需求開發解決方案(Stanford University, 2009)。此一實習方案的設計是,由已完成生醫設計培訓的學員們帶領,針對他們所辨識出但因故未能發展解決方案的需求,招收實習生來進一步發展解決方案。透過這樣的機制,SIB學員可以傳授他們在Stanford所學,並經由與實習生之互動教學相長;而實習生除了可以了解生醫設計創新流程,更可從實習過程中開發出具有市場潛力的儀器設備,進而成為SIB社群中具有生產力的成員(Kurihara,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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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開機制外,SIB計畫也陸續開發並設立在地推廣課程。一部分課程聚焦於生醫設計的概念與流程,由SIB學員與醫學及工程領域的大學教授合作開設,並邀請業界專家提供客座講座,期使生醫設計方法在大學相關領域學生中得到廣泛傳播。另一部分課程則聚焦於生醫科技創新的印度在地脈絡,包括如何對農村病患及金字塔底端病患進行需求發掘、印度的智財權與法規、以及在印度環境中的製造、供應鍊、與銷售方式等(Kurihara et al., 2008)。至2012年,SIB計畫更為印度教師推出了「印度專屬生物設計課程」(Biodesign-for-India curriculum)供其教學使用,並提供一系列教學輔助投影片,使教師更容易推廣生醫設計方法(Kurihara,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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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B計畫執行至2015年,共跨國培訓出32名學員,開發出超過35項專利技術,並成立七家新創公司。此外,SIB計畫也在印度組織了8次全國醫療科技峰會,為創新者與相關產業間提供互動平台,並進一步改善了該國的生技創新生態系統(Doshi et al., 2016; Yock, 2015)。雖然SIB計畫運作至2015年已告一段落,但印度政府並未終止在推廣生醫設計方法上的努力。早在SIB計畫規劃推動之始,即已訂定目標要使該計畫最終轉型成為自行運作的獨立實體,而不是僅僅成為史丹福大學生醫設計課程的分支。因此,接續SIB計畫,印度科技部生物技術署出資設立了新機構--國際生醫設計學院(School of International Biodesign),持續推動可負擔的、需求驅動的醫療技術創新(Adams, 2015a; Yock, 2015)。新機構以「全球負擔得起的需求驅動型醫療創新(Global Affordable Need-Driven Healthcare Innovation, GANDHI)」為核心價值,並呼應生醫設計方法的流程設計原理,設定了「在印度辨識(identify),在印度發明(invent),在全球執行(implement)」作為機構理念(Adams, 2015a)。最後,該機構則希望能達到「培育下一代醫療技術創新者,並建立儉樸醫療創新(frugal medical innovations)的生態系統」這一終極目標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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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於SIB計畫,國際生醫設計學院的學員培訓方案不再選送學員前往史丹福大學培訓,而是直接於印度國內培訓一年,並於培訓期程中讓學員前往國內各地都市及鄉村的醫療院所,調查潛在的醫療需求。學員們完成需求調查,並篩選出優先序位最高的需求後,他們會前往澳洲進行為期一個月的需求驗證,做為在全球市場中驗證需求的開端。而後,學員們再返回印度開發產品原型。此外,新的培訓方案也更強調跨國合作,學員團隊成員不再清一色是印度籍人士,而是包含來自國外合作學校(目前是昆士蘭科技大學(Queens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的學員,未來也將擴大國際合作範圍,包含日本及美國大學等(Adams, 201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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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加坡—史丹福生醫設計計畫推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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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政府於2010年起啟動SSB計畫。該計畫由新加坡經濟發展局(Economic Development Board)、新加坡科技研究局(Agency for Science, Technology and Research)和史丹福大學共同推動,目的在於為新加坡及亞洲地區培訓下一代的生醫科技創新者(Lim, 2010)2 17

如同印度的SIB計畫,生醫設計學員培訓亦為SSB計畫中最核心之機制,且同樣強調實作及跨領域團隊合作。此培訓方案每年選出四名新加坡籍學員(一名醫師、三名工程背景專業人員)組成跨領域團隊(Yang, 2010),培訓期程為期一年。在這一年中,學員須先赴史丹福大學接受5個月的培訓,而後則返回新加坡接受6個月的第二階段培訓,主要任務為臨床沉浸(clinical immersion)與開發專案實行。在兩個階段之間,學員另須前往亞洲地區(不含新加坡)的醫院(通常前往印尼或韓國),進行為期3週的地區沉浸(regional immersion)。此外,在第二階段培訓將結束時,學員們都要前往外部企業進行一個月的短期企業實習(externship),並參與該企業的創新專案。獲選為該計畫學員者,均可獲得生活津貼、學費及國際旅費補助,惟培訓結束後須返回新加坡當地服務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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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4年起,SSB計畫為受訓學員新規劃了為期九個月的延伸培訓方案。完成前述一年期培訓期程的學員,可接續參加此一延伸培訓方案,以尋求資金,並進一步推展其產品開發工作或創業。在延伸期間結束後,學員將可成為SSB的「常駐企業家(Entrepreneur-In-Residence)」,以持續推動其創業專案並獲得進一步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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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B計畫另與多所新加坡頂尖大學合作,包含新加坡國立大學(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南洋理工大學(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新加坡管理大學(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新加坡科技設計大學(Singapor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Design)、以及新加坡理工大學(Singapor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等,每年開設一學期(14週)的創新課程,以期充實該國的生醫科技創新人才庫。該課程之內容包含醫療器材創新流程的各個面向,如臨床需求分析、市場分析、腦力激盪、原型設計、智慧財產權、保險理賠規定、產品開發、商業計劃書撰寫、以及資金籌募等;課程教師包含學術研究者與產業界專家,可使學生同時了解理論知識與業界實務。此外,在該課程中,學生須組成團隊,在SSB計畫學員們的督導下,針對SSB計畫學員們過往在美國、新加坡、印尼和韓國等各地醫院沉浸期間所辨識出的臨床需求,進行解決方案的設計,並於課程結束時向該課程的專家小組(由醫生、投資者、產業高管和創業家組成)提交商業計劃和產品技術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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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講座論壇與生醫設計工作坊,則屬於較短期的交流與培訓活動。SSB計畫所辦理的講座論壇,包含特別講座(Special Lecture)與每兩年辦理一次的思想領袖系列論壇(Thought Leaders Series)等,邀請國際知名的創新人士向新加坡生醫創新社群分享醫療技術發展的最新產業洞見和市場趨勢。而生醫設計工作坊則是一個為期兩天的活動,專為產業人士與醫療專業人員介紹生醫設計創新方法流程的基礎知識。透過這些活動,SSB計畫可讓更多人了解生醫設計方法及其創新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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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B計畫原訂推動五年,後因成效良好而延續辦理至今(Yock, 2015)。透過上述各項培訓方案,計畫已培訓了超過400名學生和專業人士,開發出超過25項專利技術,衍生成立9家新創企業。另為擴大新加坡及SSB計畫在亞洲生醫創新方面的影響力,該計畫於2015年4月與韓國東國大學(Dongguk University)簽署了為期三年的生醫技術人才發展合作夥伴協議。在該協議期間,SSB計畫將為來自東國大學的15名韓國學生舉辦三次生醫設計工作坊。藉此,韓國學生將可了解新加坡的臨床需求挑戰,並了解生醫器材創新的流程與原理。作為交換,新加坡的SSB計畫學員也將前往韓國當地醫院,參加由東國大學牽線的臨床沉浸講習(clinical immersion sessions),以辨識韓國醫療體系中未獲滿足的臨床需求,並為該國開發醫療技術。除了人才交流,該協議也有助於豐富SSB計畫中創新課程的授課內容。東國大學將派員前往新加坡,為課堂學生分享有關韓國醫療技術市場和創新環境的見解(Channel News Asia,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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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方案比較與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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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前文的介紹中我們可以看到,做為史丹福大學生醫設計課程的跨國合作延伸方案,SIB與SSB兩計畫都繼承了原課程的原理與流程方法,但也都在配套措施上做了因地制宜的調整。由於政府部門的參與,這兩個計畫都比原本的史丹福大學生醫設計課程多了幾分政策性質,這也使得計畫更容易取得與其他政府資源的連結(Kurihara, 2014)。此外,由於印度與新加坡在經濟環境上與文化上的不同,該兩計畫彼此之間也是同中有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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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印度與新加坡生醫設計方案機制比較

Stanford-India Biodesign Singapore-Stanford Biodesign
推動部門 生物技術署 經濟發展局、科技研究局
實施年度 2007 2010
計畫目標 培養印度下一代醫療技術創新者
推動新型醫療技術商業化
幫助催生印度醫療技術產業
發展印度醫療技術創新生態系統
為新加坡及亞洲地區培訓下一代的生醫科技創新者
生醫設計核心學員培訓 每年4-5人
期程:
史丹福培訓(半年)
印度臨床沉浸(半年)
技術產品發展(一年、選擇性)
每年4人
期程:
史丹福培訓(5個月)
地區沉浸(3周)
新加坡臨床沉浸(半年)
短期企業實習(1個月)
延伸培訓方案(9個月、選擇性)
在地學員培育 實習方案:由已完成生醫設計培訓的學員們帶領,針對他們所辨識出但因故未能發展解決方案的需求,招收實習生來進一步發展解決方案 創新課程:學生須組成團隊,在SSB計畫學員們的督導下,針對SSB計畫學員們過往在美國、新加坡、印尼和韓國等各地醫院沉浸期間所辨識出的臨床需求,進行解決方案的設計
國內推廣 在地推廣課程
印度專屬生物設計課程
生醫設計工作坊
特別講座
思想領袖系列論壇
其他配套機制 設置SIB計畫培訓中心
全國醫療科技峰會
東國大學合作協議
因地制宜特色 打造在地醫療技術創新生態系統
可負擔、檢樸創新
補充性政策
放眼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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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屬於後進發展國家,醫療照護產業較不興盛,創業所需的相關資源也較為不足(Adams, 2015b)。有鑑於此,SIB計畫特別強調應發展印度醫療技術創新生態系統,並透過設立培訓中心來強化相關軟硬體設施;而在實際施行上,SIB計畫也特別著重於打造典範案例,透過協助學員在印度走完產品開發、法規認證、技術授權、公司設立、產品上市等各階段進程,促使整個過程中的各方利害關係人建立起完整的實務經驗,進而使後續的生醫科技創新者與相關服務提供者有前例可循(Kurihara, 2014)。此外,印度的城鄉差距較大,且不平等程度高,大多數國民都難以取得或負擔得起他們所需要的醫療照護產品或服務(Bhargava, 2014)。為此,SIB計畫在培訓過程中特別要求學員前往各地城鄉醫療院所,以深入了解各種在地醫療需求,另也在技術產品開發上鼓勵學員將一般國民的負擔能力納入考量,以開發出物美價廉的技術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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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比於印度,新加坡的經濟發展程度較高,且在生技醫療產業上已有一定基礎。在SSB計畫啟動前,新加坡即有30家生醫科技公司,超過8,000名從業人員,其中更有600名以上的研發人員。新加坡各大學在生醫領域的學術研究上也有相當實力,且學研機構與產業間的合作關係相當密切。此外,在SSB計畫開展前,新加坡科技研究局已推動兩項生醫創新政策方案,包含生物醫學工程計劃(Biomedical Engineering Programme)以及與波士頓醫學與創新技術整合中心(Centre for Integration of Medicine and Integrative Technology)的合作計畫(Yang, 2010; Lim, 2010)。因而SSB計畫比較屬於補充性的政策方案,且計畫內容中也有許多項目服務在地業界人士,無需像SIB計畫一般從頭開始打造整個生醫創新生態系。然而,由於新加坡人口較少,市場規模有限,因此該計畫一開始便設定放眼整個亞洲市場。這也反映在該計畫的學員培訓內容中,透過新加坡在亞洲區域的醫院和研究機構的網絡,使學員前往亞洲其他國家探索未被滿足的醫療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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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樣的比較中,我們可以看到這兩個國家在進行政策方案跨國移植時,如何將自己國內的情境要素納入考量。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有意識地調整方案以符合自身所需而非單向全盤接受外,他們更試圖將納入自身特色後的方案推向國際,以擴大其影響力。例如印度SIB計畫基於國內經濟限制而在計畫各項內容中所標舉的「檢樸創新(Frugal Innovation)」理念,不單單只是拿來要求計畫所培訓的印度學員,更在其轉型為國際生醫設計學院後透過跨國合作而開始對其他國家的學員產生影響,甚至反過來讓史丹福大學的生醫設計課程認可這一理念並推廣之(Adams, 2015a, 2015b)。這樣的政策方案移植經驗,相當值得我國政府未來在類似或相關政策方案規劃時加以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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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自2007年起開始推動「台灣-史丹福醫療器材產品設計之人才培訓計畫」(Stanford-Taiwan Biomedical Fellowship Program,下稱STB計畫),由科技部(及其前身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3 ,每年選送3到7名工程、醫學、生命科學、商務管理等不同領域人才,至Stanford大學接受培訓,並使其成為我國高階醫療器材產業的創新與創業人才。STB計畫的培訓內容接近於前述兩計畫的生醫設計核心學員培訓,惟政府所投入之資源相對較少。STB計畫截至105年底,已累計於Stanford大學完成訓練的學員有39人,促成13間新創公司/創業團隊,累計實收資本額近新台幣12億元。有鑑於STB計畫投入較少之資源,卻能獲得不遜於印度與新加坡推動方案所獲之創業成效,因而多被視為較成功的人才培育方案(川上桃子,2016)。然而,相對於印度與新加坡的方案最終目標在於建立起獨立自主運作的實體,STB計畫則始終強調依附於矽谷醫材創業生態系;且由於STB計畫的培訓過程著重於取得矽谷的人脈與知識,而較少強調返國後的在地沉浸,因此學員之技術開發與創業活動,是否真能符合我國或周邊國家區域的「未被滿足的需求」,將有待進一步商榷。我國與東亞地區國家目前已陸續邁入高齡化社會,且在高齡者照護習慣與文化上與西方國家有較大差異,因此醫材新創企業若能更聚焦於在地需求,將更能提升在地社會之福祉。據此,STB計畫未來或可考慮強化學員返國後的在地沉浸機制,以發掘並滿足具有在地特色的醫療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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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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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參閱該機構官方網站:http://www.biodesign.school/。
2.另可參閱Singapore-Stanford Biodesign計畫官方網站:http://www.ssbiodesign.org/。以下段落內容未特別註明出處者,亦多出自該網站。
3.詳見該計畫官方網站:https://www.stb.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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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1. Adams, A. (2015) “Stanford-India Biodesign co-founder: You can become a millionaire, but also make a difference,” Stanford Medicine. http://scopeblog.stanford.edu/2015/06/25/stanford-india-biodesign-co-founder-you-can-become-a-millionaire-but-also-make-a-difference/
  2. Brinton, T. J. , C. Q. Kurihara, D. B. Camarillo, J. B. Pietzsch, J. Gorodsky, S. A. Zenios, R. Doshi, C. Shen, U. N. Kumar, A. Mairal, J. Watkins, R. L. Popp, P. J. Wang, J. Makower, T. M. Krummel, &P. G. Yock (2013) “Outcomes from a Postgraduate Biomedic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Training Program: The First 12 Years of Stanford Biodesign,” Annals of Biomedical Engineering 41, no. 9: 1803–10.
  3. Doshi, R. et al. (2016) “Stanford-India Biodesign: Outcomes from an eight year collaboration with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to promote medic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 India,” Annals of Global Health , Volume 82 , Issue 3 , 454.
  4. Lavakare, J. P. (2014) “How Stanford-India Biodesign's programme is revolutionizing medical device innovation,” The Economic Times. http://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small-biz/startups/how-stanford-india-biodesigns-programme-is-revolutionizing-medical-device-innovation/articleshow/30066235.cms
  5. Kurihara, C. (2014) “Stanford-India Biodesign: A Lesson in Entrepreneurial Humility,” 18th Annual NCIIA Conference Proceedings.
  6. Kurihara, C., J. H. Linehan, and P. G. Yock (2008) “International Initiatives of Stanford University's Biodesign Program,” 11th Annual NCIIA Conference Proceedings.
  7. Stanford University (2009) “Stanford India Biodesign,” Stanford Report. http://news.stanford.edu/news/multi/features/biodesign/images/biodesign.pdf
  8. White, T. (2009) “Stanford-India Biodesign opens center in New Delhi,” Stanford Medicine News Center. https://med.stanford.edu/news/all-news/2009/01/stanford-india-biodesign-opens-center-in-new-delhi.html
  9. Yang, T. (2010) “Singapore, Biodesign join forces,” The Stanford Daily. http://www.stanforddaily.com/2010/02/04/singapore-biodesign-join-forces/
  10. Yock, P. (2015) “Expanding our Commitment to Global, Value, and Connected Health,” Stanford Biodesign Annual Report 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