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佈日期:2015-12-30

牛津大學與劍橋大學技術移轉模式之簡介

作者:葛孟堯

創新系統技術移轉頂尖大學Technology TransferTop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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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兩校基本簡介

牛津(Oxford)與劍橋(Cambridge)是兩所彼此有著血緣關係的英國古老名校。牛津大學約設置於十一世紀早期,但缺乏當時的文字記錄,當前追溯有年代校方文書可以定在1096年明確有校方戳記,是由當時英王授權成立的研究型書院大學,也因此本質上被歸類為公立學校[註1]。而1209年牛津郡民眾與校方師生發生嚴重衝突,導致多數師生向東遷徙至劍橋郡落腳,也成為劍橋大學創校的基本紀元點。因此,兩校之間有著血緣關係,兩校學院制度、行政體制…等各方面極為相近[註2]。

根據英國《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學排名(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最近一期的排名,劍橋大學為第三名、牛津大學則居第六名,顯示這兩校在全球學術界的顯著表現[註3]。根據QS排名系統的資料,大致可以將兩校的基本概況整理如下表1:

表1 牛津大學與劍橋大學的基本概況及多國第一學府對照

成立時間15’ QS排名教師人數大學部人數博碩士人數
牛津大學109666,22111,8757,916
劍橋大學120935,08411,9687,027
參考對照組
麻省理工學院186114,6544,4206,631
新加坡國大1905128,63826,3935,793
東京大學1877396,24513,99213,444
台灣大學1928703,01816,76114,277
資料來源: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2015

這兩所學校的成立時間都相當久遠,除了歷經大英帝國歷代王朝更替之外,校產校地多是由各王朝挹注經費及本身經營學費收入,因此英國的公立大學與美國的公立大學差異甚鉅,基本上較為相近美式的私立學校。

二、英國技術移轉的法制改革

作為工業革命的發起國,英國也同樣是學術產業的資本革命領頭羊之一,從1982年開始,部分指標性的大學就開始設立技術轉移辦公室,包含牛津與劍橋兩所大學(Wong, 2004)。1997年英國大選後,由勞工黨獲得執政權以來,加強對大學的研究經費資助,更加支持大學參與的企業性質活動,包含鼓勵大學衍生新創事業(Curry, 2004)。這些相關的技術移轉法制改革,包含有下列法案與施政計畫:

表2 英國政府支持大學成果商業化的主要政策和計劃

年份政策和計劃名稱主要內容
1986The Link Collaborative Research Scheme英國版的拜杜法案,主旨在讓大學能活化研發成果
1997Faraday Partnerships Initia-tire鼓勵產業投入大學研究,給予稅務上的節免優惠
1998Higher Education Reach out to Business and the Community (HEROBaC)以政府資金支持大學的研發活動,主要用在改善大學技術到產業應用的商品化
1999University Challenge Fund (UCF)政府得設立基金補助大學產學合作,該基金規模為4500萬英鎊
1999University Science Enterprise Centres (SEC)以基金投資大學的IP創業,該基金規模為2890萬英鎊
2001Higher Education Innovation Fund 1支持以大學教育的創新,設立獨立運作委員會以獎勵的方式,驅動知識經濟
2003Knowledge Transfer Partnerships Scheme (KTP)解決產學合作人員兼職規範、股權歸屬及IPO獲益分配準則…等
資料來源:Smith & Ho (2006)

這些措施具體在技術移轉與衍生企業的措施上,包含大學教師可以在企業兼職、大學研究成果可以直接賣給企業、技術入股、轉讓使用權(Smith & Ho, 2006)。

三、牛津大學的技術轉移機制

牛津大學於1988年成立技術轉移專責機構Isis Innovation Ltd.(以下簡稱Isis),是一所多功能的技術轉移公司,負責將牛津研究成果轉化為實用性的商業資源。Isis為牛津大學董事會直接指導的總經理制,由執行長(總經理)統籌各項授權與技轉業務。其主要業務有:(1) 協助牛津大學獲取專利權;(2) 將專利授權或衍生企業;(3) 經營Isis天使基金;(4) 提供新創事業顧問諮詢(Oxford University Consulting);(5) 運作牛津創新俱樂部(Oxford Innovation Society)。

根據Isis官方網站的資料指出,Isis設置三個學科組,針對取得專利、授權與創業服務,進行專業的分工服務,也讓這些組內任務極為清楚,服務的專業訓練也能夠提升。這些Isis的分組將依序進行的任務如下[註4]:

1. 能完全負責牛津大學內的技術研發權利化,以專利為主,也包含商標、著作權及營業秘密等智慧財產權的運作。學校與Isis必須高度相互信任,2014年共計協助學校的研發案共有503件,取得的專利數有2,333件。

2. Isis根據學校研究成果指定專人負責市場行銷、法律諮商及其他協助,進行育成與天使投資的媒合。2014年Isis總計成立85間新創企業,其中27間是軟體公司,獨立衍生(Spin out)8間新企業。

3. 將獲益的部分回饋給牛津大學持續研究,並且回補天使基金、創新俱樂部的營運需求。2014年Isis收益共有1,445萬英鎊,670萬英鎊支持牛津大學後續的研究與新科技研發。

有別於美國私立大學為主的美國式技術移轉,牛津技術轉移模式的特點是:(1) 擁有大量的智慧財產權作為基礎,清晰的產權政策,明確的內部分工與責任劃分制度,有效的內、外部溝通機制。(2) 技術可以賣予牛津創新俱樂部會員或非會員,會員擁有優先議約權,同時Isis會將被授權者與牛津大學關係列入簽約考量,如果是有利益衝突的被授權方,Isis有權選擇禁止授權。(3) 新創公司股東由研究團隊、學校、投資者和公司實際經營者共組。研究人員的股權比例與學校持有相同,投資者的股權比例根據合約協議,公司管理者的股權比例大約在 5%至15%間,用於治理及激勵之用。

為了牛津大學的新技術找到大型育成區域,作為一個創業的生態聚落,Isis協助牛津大學在1991年設置高科技產業園區,初步在牛津大學周邊地區建立三個不同層次的高科技產業園區,分別為Milton Park提供大型公司型態的新創公司,Magdalen Science Park和Beghroke Science Park為中小型企業的創業提供空間。這些園區優先提供牛津大學的技術創業所用,但也開放給非牛津的新創團隊使用。Isis也將這個大學技術的育成模式帶到中國,先在2009年成立香港分公司,全面負責和統籌中國與東亞地區的業務,而後相繼到江蘇省常州市、蘇州市、廣西省柳州市和廣東省深圳市成立合資公司,全面承接和推進由Isis引進的跨國技術轉移專案。

圖1 牛津大學技轉機制的一站式完整服務

資料來源:Isis Innovation網站

四、劍橋大學的技術轉移機制

與牛津大學相同,但時間推遲很多。劍橋大學遲至2006年才成立完全獨立的「劍橋創業有限公司」(Cambridge Enterprise Limited Company, 以下簡稱Cambridge Enterprise),接續原先在校內設置的育成中心及技術移轉辦公室。Cambridge Enterprise的管理決策機制為董事會,其董事成員皆來自劍橋大學教職人員為主,包含研究副校長與資深教授共九名,另有三位是延攬技術育成與創業的專家,並由董事會成員中遴選一位擔任執行長(CEO)[註5]。

Cambridge Enterprise成立時,就把技術授權與育成的兩大功能整合為一,並且整合技術顧問與創投資源,將公司業務區分為三個主要的部份,包含:1. 顧問服務(Consultancy Services),負責提供校內外與全球相關機構簽定契約之顧問服務;2. 技術移轉服務(Technology Transfer Services),從智慧財產權的保護、管理到營運策略,做為學校研發成果的最有利支持;3. 種子與新創事業服務(Seed Funds and New Venture Services),協助前者合約與技轉的新創資金籌措與相關資金計畫的顧問指導工作。因此在Cambridge Enterprise的執行長制之下,設有「顧問服務主任」、「技術移轉主任」、「種子基金主任」、「行銷主任」等四個功能單位,以及「財務主任」一個內部監管單位。

將Cambridge Enterprise從原先兩個校內機構獨立合而為一,其宗旨就是在建立堅強的技術育成一條鞭系統,而不再是法律、技術與財務三者各自為政。因此Cambridge Enterprise僅將大學研發技術的單一移轉,而是採用個案組合(Cases with portfolio)的方式創造最高商業價值的技術組合,協助校內外發明人的創新技術與市場、製造能夠相互吻合,為達到這個基本服務宗旨,Cambridge Enterprise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擴大服務客群,將產業上下游的服務對象盡可能完整化、體系化。根據Cambridge Enterprise的宗旨內容與累積的服務經驗,三大主要業務的服務特色分別為:

1. 顧問服務:針對技術研發後的市場預期收益、可能成功性及衍生相關成本進行綜合評估,才能提供技術買賣雙方客觀的簽約公正條件,站在合約輔導的中間者,Cambridge Enterprise的專業服務是創造合約雙方共贏的基本要件。

2. 技術移轉服務:Cambridge Enterprise把技術授權區分為三個階段,分別是技術評估、取得權利到商業化協定。針對不同屬性的技術簽定授權契約的時限也不同,分別從六個月到二十年都有,相當彈性地為合約雙方保持技術再研發、再授權的空間。

3. 種子與新創事業服務:相關基金分為兩類,一類是100%由劍橋大學持有的「挑戰基金」(Challenge Fund),另一類「創投基金」則是由英國樂透彩收益、地方區域性劍橋天使基金(Cambridge Angel)及多個私人創投基金共同投入。關鍵且專業的是對於基金的管理,專案的投放作業,但相關資訊從網站上能獲得極為有限。

Cambridge Enterprise的一站式服務,打破多數美式大學移轉模式中的技術移轉與育成機制分離,同時向前延伸作為合約的諮詢顧問,向後延伸作為投資基金的實際運作,因此讓技術的移轉到實際創業過程中,各階段皆能無縫接軌地在Cambridge Enterprise的服務中完成。

五、從牛津與劍橋模式反思我國相關政策

無論是牛津大學或是劍橋大學,在學術的研究能力上都超越我國各大學的研究能力,因此無法從研究能力上進行反思,至少短期這樣的反思是沒有意義的。正如本文前段所言,這兩所大學本質上公立大學,但治理上為何能夠媲美美國私立大學般的彈性,以及將技術移轉的服務化繁為簡,更兼顧每階段的專業服務。

檢視兩校的技轉機制與組織後,反思我國相關政策的問題有三點:

1. 公立學校如何建立研發產權制度

我國大學的技術移轉機制的建立推廣多年,同時也投入相當多的科研預算,但受到各校校內對法律解讀不一、權利歸屬認定等制度不明,普遍受到科學技術基本法及相關行政命令對授權方式及權利金分配等過多的管制,使技術移轉的績效受限。參考牛津與劍橋兩校的作法,研發產權的解釋與分配制度,是當前各公立大學的首要之務。

2. 私立學校如何提升研究能力

私立學校的產權制度相對容易調整,教師兼職、借調等問題也沒有。對應的是在如何提供具有產學實質效益的研究,而不是為了評鑑、升等等理由的產學合作。問題的根本得回到大環境的調整,而非加諸在評鑑項目、校師評量項目。

3. 產學合作機制如何單一化且專業化

跳脫公私立大學的基本問題,台灣的大學技術移轉共同問題在於研發成果的商業化績效低弱,牛津與劍橋的技轉機制朝向單一化及專業化,杜絕兼任人員、缺少技轉經驗、無理工科專長的服務人員,從學校開始研究就接手協助研發團隊的創業計劃、智財保護、資金取得、生產販賣諮詢…等綜合解決方案,透過技術移轉機制採取有限公司化的方式,將技術的利益最大化,並給予研究團隊的權利保護最完整、彈性。

我國大學技轉機制要達到專業公司型態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包含公立學校的適法問題,私立學校的成本計算。但從鄰近的新加坡兩所國立大學近期措施來看,都是朝向國立大學設置私人企業,作為技術育成的中間機構,該種發展類型及方式是有深入探討本國適法性的必要。

註1:校史資料詳見牛津官網,網址http://www.ox.ac.uk/about/organisation/history

註2:該衝突事件詳細記載於劍橋大學校史早期篇,網址http://www.cam.ac.uk/about-the-university/history/early-records

註3:QS大學排名資料,參考自http://www.topuniversities.com/university-rankings/world-university-rankings/2015#

註4:Isis Innovation資料詳見官網,網址http://isis-innovation.com/,年報網址http://www.isis-innovation.com/wp-content/uploads/2014/09/Isis-Annual-Report-14-Final-web-version.pdf

註5:Cambridge Enterprise資料詳見官網,網址http://www.enterprise.cam.ac.uk/

參考文獻

  1. Wong Man-kong (2004), Local Voluntarism: The Medical Mission of the London
  2. Missionary Society in Hong Kong, 1842–1923,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Press.
  3. Curry Ramona (2004), Bridging the Pacific with Love Eterne: Issues in Early Crossover
  4. Marketing of Hong Kong Cinema, Illinoi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5. Smith Lawton & K. Ho (2006), Measuring the performance of Oxford University, Oxford Brookes University and the government laboratories’ spin-off companies.
  6. Research Policy, 35(10), pp. 1557.